【爱历史】横征暴敛在宋仁宗时代正愈演愈烈( 二 )

而在宋仁宗时期，这个额度曾高达222万斤。这意味着：基于赤裸裸的牟利冲动，朝廷利用自己的垄断权力，完全无视汴京市民的消费能力，超发、摊派了多一倍的酿酒配额。
赋税之外，更要命的是差役。州县衙门里的任何苦力活都可以无偿摊派给地方百姓。官府的差役不但强迫百姓脱离生产，还要求百姓必须付出钱粮来完成工作的运转（比如押送纲运要自备路费，还得包赔损失），往往闹到破户败家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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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局部），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宋英宗治平四年，司马光在给皇帝的奏折里曾专门批评衙前差役对百姓造成的巨大危害。他说：朝廷以百姓恐惧担任里正的缘故，设置了衙前差役。为避免劳逸不均，还规定了衙前差役如果出现了缺口，就从各乡当中选择最富有的人家作为补充。但结果是：“行之到今，已逾十年，民间贫苦愈甚于旧。 ”
衙前差役让百姓两害相权取其轻，甘于贫困而不敢求富，是宋仁宗时期的士大夫观察到的普遍现象。嘉祐八年，苏轼在给朝中大臣韩琦的书信中说：按照朝廷的规定，家产满二百贯的家庭就可以被征去衙前服役，这是最低标准。但这些年来，被征来服衙前差役的百姓极少有家产超过二百贯的。作为百姓，从锅碗瓢盆算起，家产连二百贯都不到，要怎么才能活得下去呢？如今连家产不足二百贯的百姓都要被拉去服衙前差役，可知百姓已经穷困到了何种地步！
衙前差役已是如此可怕，但只是北宋百姓要承担的诸多差役的一项。散从、弓手与手力负责月巡，要赔偿遗失的物品，抓捕出没的盗贼；负责接送人与物，远者可达四五千里，要自备衣装、粮食与路费；负责催收税赋，要自己填补窟窿……如此种种全部发端并盛行于宋仁宗时代。
朝廷对衙前差役之祸其实心知肚明。早在宋仁宗景祐年间，大臣韩琦就写了奏疏，对皇帝说：州县生民之苦莫过于“里正衙前” 。为了规避这种苦，百姓不惜让丧夫的母亲改嫁，不惜与和睦的亲族分居，不惜将田地送给别人以减少家产，甚至不惜自杀，让家中只剩一个壮丁。这些极端的做法都是为了逃避衙前差役带来的家破人亡。
但朝廷无意改革徭役。非但无意改革，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为将家产符合条件的百姓找出来服衙前役，朝廷又实行了“手实法” ，用物质奖励来鼓动百姓告发邻居，导致户户惊惧，人人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