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歧视下, 中国学生留学申请困局何解？随着常青藤学校放榜

随着常青藤学校放榜，2018年的录取工作接近尾声。美国名校录取学生，有一种说法是：所有申请人里面最不受待见的就是“Asian male”（男性亚裔）。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西方和东方社会价值观取向的差异，如果我们无法超越这样的差异，去迎合西方社会对东亚人的偏见，这个申请困局其实无解。

回归教育本质，留学美国更应该考虑的不是录取本身，而是自己为什么要去一所名校，深刻了解自己才是令人终身受益的。文章比较长，但非常值得一读。

美国大学的国际招生官普遍对自己招生区域的文化缺乏细微的理解，导致申请人在高强度的竞争里不得不做二选一的选择：要么彻底抛弃自己文化的话语体系，要么选择变成母文化体系里极为拔尖的优胜者。

抛弃自己文化体系的学生经受焦虑感，而选择留在文化体系里的学生经受迷茫感。

可惜的是，绝大部分的学生和家长并不理解这一点，从而都在扮演文化价值歧视的帮凶。

评判标准的傲慢与冷漠

首先，我想反驳一个著名的观点：美国的大学招生系统因为更能衡量学生的“综合素质”，所以相比高考是一个更优越的选拔体制。

衡量学生的综合素质是个很好的理念，但大学招生系统的实践却总是和理念有不小的差距。

现在的“综合素质”衡量体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由于历史上美国最顶尖的私立名校都是由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白人（WASP）主导，所谓“综合素质”的评价体系其实是对“高分低能”的犹太学生的制度化歧视，而在犹太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后，东亚学生变成了受害者。这一问题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的《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中有详细论述。

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任何一个选拔体制都在选拔自己所代表的价值体系认同的人。

美国私立大学由美国的精英阶层创办并资助，其选拔体制维护的自然是这个圈子所认同的价值。大学的招生体制制造了不少热点词——领导力、义工活动、体育活动——来推广和宣扬美国中上阶级的价值观，

但只要我们理解了任何的选拔体制都是在加强自己社会阶层的价值取向，我们也就看穿了这些价值观不过是偏见而已。

现状是，这样的选拔体制衡量的“综合素质”难逃偏颇之嫌。

读到这里，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我太偏激：领导力不好吗？义工活动不好吗？你怎么能说这些都是偏见？请不要误会，

我并不反对培养领导力，但我只是认为这不是一种普世价值，就像中国人认可的勤学、谦虚不被美国人奉为普世价值一样。

中国古人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但这种儒家文化的劝学之道并不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

美国社会的公民精神、批判思考、个人主义，其文化土壤并不在东方。

逃脱这样的偏见不能依靠迎合另外的偏见

为了理解“领导力高于读书”这样的偏见有何问题，我们可以试着做一下换位思考，考察一下另外两个似是而非的观点：

数据表明，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先天智商低于白人和东亚人。

北京等大城市的学生的综合素质高于河南山东等高考大省。

这两个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偏见”，因为虽然我们确实可以为其找到数据支撑，但都是站不住脚的。以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智商问题为例，我们不能忽略智商测试衡量的是高复杂性社会强调的基本能力——推理、辨异、模式认知。

相关数据与其说证明了先天智力的差距，不如说揭露了文化的差异。

地理学家贾瑞德·戴蒙德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

“如果我们的现代社会像巴布亚新几内亚文化那样注重复杂地貌里的方向感的话，白人一定会被认为是先天智力更低的人种。”

你可能会觉得我的观点很可笑：荒野求生有什么用，毕竟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工业社会，不是吗？

是的，你完全可以这么说。但反过来，美国大学招生官也同样在拿着中国学生悬梁刺股换来的一份完美成绩单，皱着眉头说，这么多A有什么用，我们的社会不需要这么多书呆子，然后心安理得地把申请材料扔进了垃圾桶。

教育是社会化的一部分，而社会化不可避免地会压迫个体的身份。只有置身于这种文化的冲撞之下，我们才能理解社会化这个概念的局限。把相同的道理放在北京考生和山东考生的例子里，山东的考生通常会强调自己省份的高考考题更难，而北京考生通常会反驳说自己的综合素质更高——会乐器、会二外、会组织社会活动。可残酷的现实是，山东考生如果真的花更多时间培养自己的综合素质，可能反而会被加倍努力刷题的同省考生比下去。

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申请体制里就像高考体系里的山东考生。北京考生一定比山东考生本质上优秀吗？你肯定会觉得这个结论不太站得住脚。

事实上，从毕业生成就的数据来看，两地考生并分不出明显高下。只是在选拔流程中由于两地资源差异的问题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令人惋惜的是，美国大学的招生体系声称是更全面的选拔考核，但反而对亚裔文化差异视而不见。

可以这么讲，只要美国社会不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学生的申请困局无解。对于中国家庭而言，这个结论无疑令人沮丧。

申请人的责任

为了防止我的观点被误解，我必须再次澄清，我无意贬低领导力、义工活动这些概念。我只是想指出它们的文化局限性，因为我看到的普遍问题是这些概念被奉为了神圣的标准，被僵化地套用在大学申请上，来迎合招生官对中国学生的偏见。上一节的论述仅仅是为了把这些概念请下神坛。

可这个问题是两面的，我们不能仅仅怪罪招生官。在美国大学申请的困局里，申请人也有自己的责任坚持自我。

我们不能把独特的、具有文化特殊性的价值看做普世价值观，这样只会加强已有的偏见，使得后来的申请人更加寸步难行。

迎合偏见没有任何意义。让我们回到文中提到的第一对家长，选择冰球和马术到底有什么问题？

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两项活动并没有对孩子的内在价值，而仅仅是为了让孩子迎合想象中的招生官的价值观的高级表演。

选择了迎合文化偏见，其代价是经受文化冲撞，难道不是很公平吗？如果孩子真的成长在美国也罢，但他们强行在母文化里捏造出一个第二文化的培养皿，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

谈得再更深一些，

之所以中国的申请人摆脱不了焦虑和迷茫，和浮躁、功利的环境脱不开关系。

三年的经历里，我注意到了一个值得警醒的现象：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那些真正在意自己的教育和想法的学生在变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被精明的父母规划好了待办事项的“清单学生”。

最本质的问题是，

学生自己丧失了主体性，变成了中产阶级父母和升学顾问共同精心运营的项目，而父母和顾问越是焦虑地参与到孩子的申请中来，孩子就越失去自己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个性。取决于孩子本身是怎样一个人的因素越少，取决于孩子身上标签的因素就越多。

于是，本该衡量的是学生的个性，最后却变成了文化标签的冲突，而文化价值恰恰又是亚洲学生的软肋，这才形成了文章最开始提到的死结。

杰罗姆·卡拉贝尔的《被选中的》探讨了犹太学生和亚洲学生的死结

要摆脱焦虑和迷茫的困局，

我们必须得超越浅层的文化差异。但这需要更高的觉悟和对现实更深层次的理解，意识到真正的意义不是大学申请的结果，而是教育本身。相同的，大学申请真正的普世价值并不是属于某个阶层的美德，而是对自我的清醒认知，一个充满自信和进取心的自我。

有意义的教育离不开个人化，只有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人才能得到最好的教育，这是任何一个有经验的教育者都知道的道理。作为美国高等学府的守门人，我见过的招生官都真心相信他们在为社会挑选未来的人才，他们也自然地在意申请人究竟想追求什么。可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大部分学生都害怕真诚，不知道如何探讨自我。

当申请人都屈服于偏见时，招生官也就只能去分析那些更肤浅的细节，这是一个无奈的结果。

用最简单的语言复述一遍我的推论：

成功的申请结果往往属于那些不在意结果本身的人。只有这些真心的申请者才称得上普世地优秀，只有他们才有可能不至于掉入焦虑或迷茫的陷阱。

我已经能预想到，有的读者会批判我过于理想主义——“我们家赚钱已经很辛苦了，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用简单直接的方式进个好学校？”确实，这个问题异常艰难，而且一部分原因确实是美国大学的体制造成的。但是挑战太难不是回避它的理由，因为日益严峻的录取数据已经告诉我们，这种肤浅的申请策略的回报率正在急速恶化。

如果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文化标签上，亚洲学生赢不了这场竞争。我的答案恰恰是一个极致的现实主义答案。

改变的可能

有人可能会说，美国大学本身就是为权贵子弟开的，你倡议的这一切没有意义。的确，我们面临的问题空前复杂，有太多的社会力量夹杂在一起，使得它尤其难以解决。

但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宿命论而无所作为。要带来改变，所有的东亚学生都应该首先相信，自己有能力变得不同，可以依靠自己的身份和想法去定义社会需要什么。

美国的高等学府并不仅仅仰仗精英阶层的捐款而存在。就像世界上最好的学者为全人类知识的进步而工作一样，美国最好的大学同等地对我们的社会负有责任——所谓的“社会”不仅仅指美国社会。

反过来讲，招生官也想尽力招到优秀的学生，但他们需要变得更头脑开放，学会定义不同语境下的“优秀”。

只要我们自己有信心，改变是完全可以到来的。

答案在我们手中，我们不能等待别人为我们开路。从更大的层面上讲，新的这一代留学生也理应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构建出真诚的、属于自己的叙事。我们应该找到自己可以坚持的价值，而不是迎合美国社会里对东亚学生的浅薄想象。

最后，我想谈谈所有的升学指导的历史义务。世界在变化，我们培养的是新一代的国际人才。他们也应该具有自己的历史视野和社会使命感。我们需要做的事是引导他们，让他们成长，变成更好的人。这一步应该从挑战自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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