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企业、媒体、广告营销服务商,三方势力彼此牵制又互相支持,缠绕着向前发展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媒体经历了报刊、电视、网络(PC时代和移动时代)的迭代,广告营销公司也亦步亦趋,根据媒体变化,做出新的营销服务方案 。
在这三方里面,企业和媒体的关系很神秘 。可以说,企业对媒体“又爱又恨” 。一方面,企业需要媒体给自己正面宣传,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媒体给自己写负面报道 。同样,媒体也很尴尬,既要对受众负责,生产受众想看的客观公正的内容,又不得不在企业的广告费、公关费前低下头 。
某种意义上,媒体就是企业的附庸 。这一判断,并非空穴来风 。从媒体采访人员跑会要拿几百块钱的车马费,到企业给媒体动辄几十万的公关费,再到巨头企业直接投资占股来操纵媒体 。媒体就是傀儡皇帝,表面威风凛凛,实际大权并不握在自己手里 。
在媒体和企业中间再加上一个广告营销服务商,其中的关系就更为细腻 。上面提到媒体是企业的附庸,但实际上,大多数企业还是没有能力直接“操控”媒体的,并且相对的议价能力也比较弱 。中间需要搭桥,需要润滑,于是在社会化分工的大背景下,更懂传播规律的广告营销公司便应运而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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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媒体、广告营销服务商三者关系
在早期,广告营销公司还被称为“媒体掮客”,就类似于中介的角色 。直到现在,这个行业还存在通过人际关系争取媒体资源和企业资源的广告营销公司 。因为“出身”特殊,也注定了广告营销公司需要在企业和媒体间左右逢源,单就这点,广告营销人就值得敬佩,因为夹在中间并不容易,是聪明人才能玩的游戏 。
2. 三位“广告狂人”和三个营销时代既然是聪明人玩的游戏,这个行业在初期便会吸引众多“高手”和“狂人” 。
早先进入这个游戏的人,也都赚得盆满钵满,轻松地完成原始积累 。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叶茂中、李光斗和徐大伟三位,他们也被称为“广告三杰” 。“叶茂中阳刚如火,善于广告定位,堪称策划之霸 。李光斗时尚如风,擅长品牌优化,堪称策划之儒 。徐大伟挥洒如雨,热心公益事业,堪称策划之侠 。”网上有人洋洋洒洒地为三位撰文吹捧 。
上文我们也提到,世界杯的那两支吐槽广告就出自叶茂中之手 。相较于李光斗和徐大伟,叶茂中依旧在21世纪的广告界混得风生水起,只不过大多同行和观众并不买账 。
这三位广告狂人的崛起,是80、90年代“地派营销”的缩影 。那是一个经济突破制度的混沌启蒙的时代,是一个致富突破法律的投机倒把的时代,也是草莽变成英雄的最佳窗口 。
不仅是这三位广告人抓住了广告营销的红利,在那会,还窜红了史玉柱和巨人集团、姬长孔和秦池白酒、胡志标和爱多VCD等众多大佬和企业 。当然,这些大佬和企业凭借无序混乱的广告营销而一飞冲天,最后的结局也都没逃得过高空坠落 。
之所以那个时期广告营销混乱,是因为中国在此之前有过一段特殊的“文革”时期 。“文革”期间,市场经济被摧毁,相应的广告营销也无从谈起 。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企业、媒体以及广告营销才开始复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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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文汇报》在1979年1月份的社论文章中宣布了商业广告的正式回归 。奥美广告于同年3月15日投放了中国大陆地区的第一支作品——雷达表广告 。
改革开放的理论支撑是《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广告营销的支撑,也是来自一篇文章 。1979年,《文汇报》发表了文章《为广告正名》,之后中国的广告营销公司才开始再度出现在市场的舞台上 。
营销行业的周期跟媒体行业息息相关的 。“营销的本质是帮助企业客户更有效的运用好媒体对消费者产生影响力 。所以,媒体变了,消费者变了,营销就跟着变 。”时趣互动创始人张锐认为,中国的营销行业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80年代至90年代,奥美为代表的外资4A广告公司称霸中国,当时的主要媒体还是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 。“可乐、宝洁进入中国市场,把他们在海外的营销公司都带过来了 。相比较中国的广告营销公司,外资营销服务公司有品牌、管理和国际经验上的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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